十年过去，我们今天重温总书记这番话所深刻揭示的理论创新的内在规律和实践路径，进一步深刻理解问题意识作为理论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在一个时间单元里所产生的强大推进力。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刘同舫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者不关心虚无缥缈的来世幸福

其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必然从普通人的现实疾苦出发

记者：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我们常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内含着哪些与普通大众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基因”？

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具有超越时代、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当代中国体现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理论的“行”不仅源于其宏观意义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科学指引，也源于其微观意义上对个体生命进程的释疑解惑，携带了诸多与普通人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基因”。

比如，立足现实此岸的实践基因。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当今时代，都有部分哲学流派和宗教信仰沉溺于对彼岸世界的玄思。马克思革命性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不关心虚无缥缈的来世幸福，而是专注于通过实践解决此岸世界的现实问题，进而通往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决定了其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必然从普通人的现实疾苦出发，关注生活在现实之中、有血有肉的人，力图解决就业、分配、住房、医疗、教育等现实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关注现实实践的“此岸性”，使其理论体系与每一个在现实中展开实践活动的人都具有天然的情感联结。

比如，尊崇劳动创造的价值基因。在资本逻辑主导社会生产的时代，劳动的价值往往被遮蔽、被贬低。马克思主义则大声疾呼：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财富创造的源泉，赋予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以崇高尊严，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精神支撑与价值锚点。无论是在流水线上拧紧一颗螺丝，在电脑前敲下一行代码，还是在风雨中送达一份快递，这些活动都凝结着劳动创造的独特价值。这种对劳动价值的肯定，直接呼应了普通人对尊严和平等的朴素渴望。

还比如，追求公平正义的道义基因。马克思主义最吸引普通人的地方，在于它毫不掩饰对两极分化的批判和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并且，与空想的社会乌托邦不同，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社会贫富鸿沟背后的资本主义积累机制，指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是被固化的历史结果，而是可以改变的社会结构。这种理论立场与道义基因，与普通百姓痛恨不公、渴望公平的心理高度契合。无论是反对“996”的过度压榨，或是呼吁更合理的税收调节，抑或是期盼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其背后都蕴藏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正义的诉求。今天我国推进的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正是这种道义基因在现实层面的展开。

让普通群众听懂马克思在说什么、要表达什么

理论可以成为理解生活、改善生活的工具

记者：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人民之问”，是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内在要求。您在推动理论通俗化、大众化方面有哪些体会？如何让抽象的理论接地气，多说“家常话”、回应普通人的现实关切？

刘同舫：我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传播，一个深切的感受是：理论如果不能在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里找到回声，就将失去最根本的生命力。让抽象的理论变成“家常话”，不是降低理论品格，而是让理论回归其服务人民的根本立场。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一套严谨的范畴体系，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这些概念在学术讨论中不可或缺，但面向大众时就得完成话语转换。转换的要领在于回归现实生活。比如讲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通俗的方式去解释：“以前工厂里靠人搬货、人盯机器，现在用上智能机械臂、AI质检、工业互联网，一个人能管整条线，产量和质量都上去了——这就是新质生产力，它是科技创新驱动的先进生产力。”再比如讲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妨说“以前有人觉得民主就是投票那一下，投完就没事了。现在你住的小区要加装电梯、村里要修哪条路、学校怎么划片招生，都要开听证会、居民议事会，你能发言、能提意见、能参与决策——从建议到监督，全程都有你的份，这叫全过程人民民主”。成功的话语转换是贴近大众、贴近生活的桥梁，它能让普通群众听懂马克思在说什么、要表达什么。通过生活化的话语转换，在保留理论内核的同时剥离晦涩的外壳，就能将抽象的范畴还原为人们可以感知、易于接受的经验事实。

普通人对理论萌生兴趣，往往始于对自身处境的困惑。因此，理论通俗化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应从老百姓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出发。比如，工资为什么涨不上去？房价为什么居高不下？孩子的教育为什么这么“卷”？这些具体问题是激发理论学习兴趣的“催化剂”。一个好的理论传播者，应当学会倾听这些困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去解剖它们。比如，讲“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不如先问“为什么机器换人后工人反而更累了”。以问题为桥梁，理论就不再是外在于生活的说教，而成为理解生活、改善生活的工具。

当然，在这个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信息知识爆炸膨胀的时代，做好理论传播应善于运用新的传播载体。善用新载体不等于简单地把文字搬上短视频，而是要根据不同载体的特性进行再创造。例如，三分钟的动画视频适合阐释一个核心概念；一场茶馆里的对话沙龙适合讨论一个社会热点。同时，形式的自由不能消解内容的严肃性，内容的表达也不能拒绝形式的亲和力。如，通过情景剧讲解调解社区纠纷的“矛盾分析法”，效果要远好于干巴巴的理论讲授。这说明理论通俗化需要想象力，而想象力的源泉仍然是生活本身。

如果对现实问题装聋作哑、避而不答

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群众基础，成为空中楼阁

记者：“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哪些老百姓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尤其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予以关注和回应？

刘同舫：坚持问题导向，就要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当作研究的起点。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转型期，各种民生问题盘根错节，亟需予以理论观照和回应。哲学社会科学如果对这些现实问题装聋作哑、避而不答，就会失去群众基础，成为空中楼阁。

比方说，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保障问题。以平台经济为载体的灵活就业，已吸纳数千万劳动者。然而，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难以适用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不少劳动者面临着劳动关系难以确立，劳动过程被算法支配以及劳动维权难以实现等多重困境。劳动者疑惑的是：为什么我的工作强度一再提升？工作中出了事谁来负责？因而，如何建立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如何对算法进行伦理规制，防止效率凌驾于人的安全之上？这些关乎数千万群体现实利益的重大问题，亟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研究，认真解答。

再比方说，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平普惠问题。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是老百姓最为关心、感受最直接、痛点最集中的领域。以养老为例，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但养老服务体系存在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城市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农村留守老人缺乏照料。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提供系统性方案，比如，如何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体系？如何通过长期护理保险来分担失能风险？如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并加强监管？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

还有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依然较大。老百姓关心的是：共同富裕的“进度条”究竟走到哪里？怎么看懂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图”？如何落实共同富裕的“任务表”？学界需要对老百姓极为关注的“共同富裕”及其子项问题予以学理性的阐释和回应，如，在初次分配环节，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在二次分配环节，如何优化税收结构？在三次分配环节，如何既鼓励慈善又不搞道德绑架？这些研究不仅要提供数据，更要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使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达成。

任何有价值的哲学观点

都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应

记者：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换言之，现实世界中的理论需求，不断影响和带动了时代的学术研究热点。您如何看待哲学观点的时代性、时效性问题？

刘同舫：有人问：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还能管今天的事吗？我的回答是：基本原理像指明恒定方向的指南针，但具体路径需要根据时代地形来调整。

任何有价值的哲学观点，都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应。马克思当年如果没有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不会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地缘政治冲突等全新课题。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走出书斋，到现实中捕捉“时代的问题清单”。时效性不是要求学者在热点出现后仓促发声，而是要求他们保持长期的跟踪和积累。敏锐的问题意识，源于对时代脉搏的持续感知。比如，一个研究劳动关系的学者，如果平时不接触外卖骑手、不分析平台规则，等到发生恶性事故时就不可能提出有深度的见解。

应区分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做到“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超越时代的真理性，这是“守正”的根据。但时代场景在切换，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状况得出的某些具体判断，不能简单照搬到21世纪的中国。例如，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这一具体结论已被历史条件的变化所超越。今天，我们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而不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个别论断。时效性要求我们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保持开放和更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时效性不仅是被动回应，更应该是主动预见。哲学社会科学不能总做“事后诸葛亮”。例如，当人工智能开始大规模应用于生产领域时，学者就应该前瞻性地研究其就业效应、分配效应和社会伦理问题，而不是等到其对传统就业市场产生剧烈冲击后再被动应对。同样，面对人口发展新常态，如果学界能提前十年系统研究生育成本、托育服务、女性就业保障等，就能为国家优化政策提供更前瞻的智力支撑，政策调整就能更从容。只有引领时代的理论，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理论。这要求理论工作者不断锤炼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从苗头性、倾向性现象中发现趋势，提出预警和方案。

“两个结合”不是书斋里的概念游戏

而是要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记者：近年来，国潮热、文博热持续升温。从这些大众熟悉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否能看出“两个结合”为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注入独特生命力，并让百姓可感可知？

刘同舫：我认为，这些现象是“两个结合”在百姓生活中的生动实践的折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在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注入独特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但传统文化长期以典籍形式存在，与大众生活存在一定的隔阂。“两个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取舍和再造。国潮热、文博热的出现，正是这种再造的成果。故宫文创把“朕知道了”印在胶带上，河南卫视用现代影像技术再现《洛神赋》的意境……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用当代审美和技术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强调“否定之否定”，传统文化经过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就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化石，而成为可穿戴、可消费、可传播的活文化。

“两个结合”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路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分析中国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范畴，如“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可以经过创造性转化后融入自主知识体系。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吸收了“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智慧。国潮热、文博热的背后，正是这种学术话语向大众文化的下沉。当年轻人自豪地穿上汉服、热衷于讨论传统文化时，他们实际上在接受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叙事。这种文化自信，正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深厚的土壤。

“两个结合”不是书斋里的概念游戏，而是要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文博产品之所以“热”，是因为博物馆中的文物不再曲高和寡，而是通过数字化、互动化、生活化的方式走近大众。同样，国潮品牌之所以“热”，是因为传统的纹样、节气美学不再束之高阁，而是融入服装设计，让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文化熏陶。学术研究不能止步于论文发表，需要进一步探索理论大众化的有效路径，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产品，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使研究成果服务于更多人。

从本土文化中寻找身份认同和审美满足

培育大众平和、从容、包容的文化自信心

记者：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离不开文化自信。这种自信如何体现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中？哲学社会科学又能如何助力提升大众的文化认同感和精神归属感？

刘同舫：在我看来，文化自信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渗透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之中。哲学社会科学在培育和提升这种自信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文化自信首先体现为日常生活审美的民族自信。过去一个时期，一些人存在“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心态，从家电品牌到节日习俗都崇尚西方。今天，情况正发生深刻变化。年轻人穿汉服出行蔚然成风，中式婚礼重新获得青睐，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的仪式感被重新激活，中国的各种地方菜系畅销全球……这些现象看似琐碎，实则折射出深层文化心理的转变，即人们开始从本土文化中寻找身份认同和审美满足。哲学社会科学应当研究这些生活实践中的文化逻辑，揭示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并提炼出可供推广的经验，进一步培育大众平和、从容、包容的文化自信心。

文化自信也体现为价值观念的积极内化。所谓内化，是指社会倡导的价值规范从“外在要求”转变为“内心准则”、从“被动遵从”转变为“主动认同”的过程。今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认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共同体意识，认同“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认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做的，不是空洞地宣扬这些价值观，而是要深入研究内化的机制，如哪些制度设计、教育方式、传播策略能够加速这种从“外”到“内”的转化？同时，要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解读，用严谨的辨析正本清源，客观区分精华与糟粕，为价值观的健康内化提供学理支撑。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是培育和提升大众的精神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时，他就拥有了最坚实的自信。一方面，学者们可以深入田野，以问题为导向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内在机制。例如，一个传统手工艺如何实现产业化？一个古村落如何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平衡？以具体问题的研究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探索提供学理支撑。另一方面，学者们需要走出象牙塔，参与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和传播。在社区开设文化讲座，在媒体撰写通俗文章，在短视频平台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些都是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提升文化自信的有效方式。

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

而在于技术归谁掌握、为谁服务

记者：最近，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马拉松的热度不减。从去年首届赛事被调侃为“马拉松笑话”，到今年机器人直接“跑赢人类”，技术进步之快令人振奋。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

刘同舫：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关注的不只是技术本身，更是它对社会结构、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学科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面对人工智能，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消极恐慌。

应该看到，人工智能是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它将人类从繁重、重复、危险的工作中部分解放出来，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了技术条件。今天，算法可能把外卖骑手逼入险境，人脸识别可能侵犯隐私，AI生成内容可能模糊责任边界。但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归谁掌握、为谁服务。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国家治理和法治手段引导技术向善。如何建立算法审计和伦理审查制度？如何通过税收和再分配让AI红利惠及大多数人？如何防止“技术利维坦”的出现？这些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人工智能对传统理论框架提出了严峻挑战，倒逼哲学社会科学进行范式创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需要重新审视。以劳动价值论为例，如果AI系统能够自主完成生产全过程，那么价值由谁创造？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是指人的生理消耗，而机器没有生理消耗，这就需要我们对价值来源作出新的解释。再如所有权关系问题，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谁？训练AI使用的大量数据，其权益如何分配？又如劳动关系问题，当人机协作成为常态，传统的雇佣关系框架是否依然适用？这些都不是小修小补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范式层面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回避这些挑战，而应主动拥抱，在与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对话中发展新的理论工具。

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主动介入人工智能的治理与价值引领。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眼光来看，技术是中性的，关键在于人类能否驾驭它、引导它。哲学社会科学要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价值引领，还要研究人机交互对社会心理和人际关系的影响，防止技术带来的孤独、焦虑等负面效应。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丰厚文化底蕴，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