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知迅 鲁修红
先说个现象:很多老建筑、老景点,挂个牌子、摆个展板、导游背段台词,游客拍照便走。回去问记住了什么?说不上来。这就是常说的“有说头、少看头、难共鸣”。
但也有一些文化地标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本地人乐于前往,外地游客视其为必到之处,外籍游客亦日渐增多。原因何在?
本文以荆楚文化地标为例,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浅析如何推动文化从“被看见”迈向“被读懂”。
形成一种“能量场”
荆楚文化底蕴厚重、灿若繁星,黄鹤楼、武当山、明显陵等,每一处文化地标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密码。一处地点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地标,通常需要完成三重叙事的构建:物理在场、故事沉积与情感触发。
物理存在是底座。黄鹤楼有“天下江山第一楼”的楼体,武当山有中国最大的道教宫观群,荆州古城墙有保存完好的砖城。这种可见、可触的“物理在场”,构成了叙事的物质基底;若无此基底,一切叙事便如同空中楼阁。
故事沉积是灵魂。黄鹤楼最早是三国时期的军事哨所,后来演变为文人墨客的“朋友圈打卡地”。崔颢来了题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李白来了搁笔,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这种“捧场与反转”本身就是千年前的传播梗。毛泽东挥笔写下“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又叠上一层革命叙事。因此,屡经兴废的黄鹤楼,因每一代人不断在其历史记忆层中“写入”新的内容,如同地质沉积一般,愈积愈厚。正如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言,意义不是固定于物本身的,而是在表征实践中被不断生产和重构。
情感触发是爆发力。当文化地标具备了坚实的故事积淀,便会形成一种“能量场”,能够自然唤醒观者的情感共鸣。登上黄鹤楼,江风一吹,“乡关何处是”的感觉涌上心头;站上荆州城墙,手掌抚过粗糙的砖石,莫名感慨三国群雄的命运交错。这种情感共鸣,基于观者的身临其境和故事的历史性回放,自然触发。
找到跨文化传播的“通用接口”
爱德华·霍尔曾提出“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理论。中国文化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大量信息隐藏在不言自明的背景知识中。而西方多数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强调信息编码的明确性与逻辑性。这一差异直接引发了跨文化传播中的三个核心障碍:其一,符号认知错层,即同一符号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意义不对等;其二,文化折扣,指文化产品因文化背景差异而导致的价值减损;其三,高语境转译困难,即因背景知识缺失而造成的理解断裂。
因此,当这些承载着深厚叙事的文化地标试图走向世界时,面临的核心任务是,找到“通用接口”。
沉浸式体验,让文化可以“被经历”。沉浸式体验的本质,是将文化从“需要被理解的对象”转化为“可以被经历的环境”。它得以绕开认知层面的解释负累,直接诉诸感官与情感体验,从而弥合跨文化的隔阂。《夜上黄鹤楼》光影秀,通过“声、光、电”结合,将崔颢、李白的诗句化为视觉叙事,配合编钟演奏的《欢乐颂》《友谊地久天长》,让外国游客在熟悉的旋律中,不知不觉进入中国诗意空间。道教圣地武当山通过功夫体验,让外国武术爱好者在晨钟暮鼓中感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Citywalk”式行走,用空间叙事串联历史。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出,行走构成了城市空间中的一种“话语行为”。相较于橱窗式的文化展示,行走则是通过身体的位移,完成文化的解码。当前,武汉正热推“江汉揽胜”主题游线,其以传世古画《江汉揽胜图》为脚本,生动展现“半城山水半城诗”的城市意象。行走者从蛇山黄鹤楼出发,穿过斗级营历史街区,漫步户部巷的美食烟火,再登上百年轮渡,进入“七座长江大桥同框”的流动画卷。最终抵达古琴台,在高山流水的千古绝响中完成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朝圣。此刻,文化地标被串联成一条完整的空间故事线,历史成为可被身体丈量的连续体验。
数字技术,创造文化“第三空间”。霍米·巴巴提出“第三空间”概念,指不同文化交汇、协商、再创造的中介领域。数字技术正在成为这样的空间。武当山利用三维建模技术,对42处古建筑群及6万余件文物进行毫米级高精度采集,创建了一个永续的数字孪生体;湖北省博物馆运用工业CT技术,将曾侯乙尊盘的内部结构如庖丁解牛般呈现,让文物“开口说话”。这些数字化实践,不仅实现了保护与展示的革新,更重要的是让文化瑰宝突破物理边界,进入全球受众的可及范围。
创造让世界共同参与的故事
跨文化传播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文化对话,需要精准的文化转译。
文化转译,找到“认知锚点”。德国是童话之乡,湖北向德国传播黄鹤楼、知音文化时,没有试图解释崔颢是谁、李白为什么服气、伯牙子期如何结为知音,而是将故事改编为关于离别与重逢、相遇和相知的童话。这一策略的本质在于,超越简单的语言翻译,实现深层的文化转译——将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植入目标受众所熟悉的认知框架之中。
他者视角,让“他们的人”发声。美国青年杰克在武当山习武十余年,娶妻生子,成为“洋教头”,全网粉丝破百万。一个美国人在武当山找到了人生,这种“他者视角”的可信度和亲和力,远超任何官方宣传片。目前,武当山已有38个海外武术分会,2万多名“洋弟子”分布在50多个国家,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将每年3月21日设立为“国际太极拳日”。这套传播体系的本质,就是让无数个“杰克”成为文化的自发讲述者。
摒弃标准答案,多些“留白”与“开放”。亨利·詹金斯表示,当受众能参与内容创造时,其情感投入和传播意愿会呈指数级增长。跨文化传播,不需要把故事讲得标准化、模式化,相反可把一部分叙事权交给接收者,把他们变成故事的共建者。
黄鹤楼的诗、武当山的道、编钟的礼乐……荆楚大地蕴藏着丰厚的故事资源。我们所需做的,是让世界走进来,让故事生长出去。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发表时间:2026-05-09 来源:湖北日报
皮知迅 鲁修红
先说个现象:很多老建筑、老景点,挂个牌子、摆个展板、导游背段台词,游客拍照便走。回去问记住了什么?说不上来。这就是常说的“有说头、少看头、难共鸣”。
但也有一些文化地标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本地人乐于前往,外地游客视其为必到之处,外籍游客亦日渐增多。原因何在?
本文以荆楚文化地标为例,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浅析如何推动文化从“被看见”迈向“被读懂”。
形成一种“能量场”
荆楚文化底蕴厚重、灿若繁星,黄鹤楼、武当山、明显陵等,每一处文化地标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密码。一处地点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地标,通常需要完成三重叙事的构建:物理在场、故事沉积与情感触发。
物理存在是底座。黄鹤楼有“天下江山第一楼”的楼体,武当山有中国最大的道教宫观群,荆州古城墙有保存完好的砖城。这种可见、可触的“物理在场”,构成了叙事的物质基底;若无此基底,一切叙事便如同空中楼阁。
故事沉积是灵魂。黄鹤楼最早是三国时期的军事哨所,后来演变为文人墨客的“朋友圈打卡地”。崔颢来了题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李白来了搁笔,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这种“捧场与反转”本身就是千年前的传播梗。毛泽东挥笔写下“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又叠上一层革命叙事。因此,屡经兴废的黄鹤楼,因每一代人不断在其历史记忆层中“写入”新的内容,如同地质沉积一般,愈积愈厚。正如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言,意义不是固定于物本身的,而是在表征实践中被不断生产和重构。
情感触发是爆发力。当文化地标具备了坚实的故事积淀,便会形成一种“能量场”,能够自然唤醒观者的情感共鸣。登上黄鹤楼,江风一吹,“乡关何处是”的感觉涌上心头;站上荆州城墙,手掌抚过粗糙的砖石,莫名感慨三国群雄的命运交错。这种情感共鸣,基于观者的身临其境和故事的历史性回放,自然触发。
找到跨文化传播的“通用接口”
爱德华·霍尔曾提出“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理论。中国文化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大量信息隐藏在不言自明的背景知识中。而西方多数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强调信息编码的明确性与逻辑性。这一差异直接引发了跨文化传播中的三个核心障碍:其一,符号认知错层,即同一符号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意义不对等;其二,文化折扣,指文化产品因文化背景差异而导致的价值减损;其三,高语境转译困难,即因背景知识缺失而造成的理解断裂。
因此,当这些承载着深厚叙事的文化地标试图走向世界时,面临的核心任务是,找到“通用接口”。
沉浸式体验,让文化可以“被经历”。沉浸式体验的本质,是将文化从“需要被理解的对象”转化为“可以被经历的环境”。它得以绕开认知层面的解释负累,直接诉诸感官与情感体验,从而弥合跨文化的隔阂。《夜上黄鹤楼》光影秀,通过“声、光、电”结合,将崔颢、李白的诗句化为视觉叙事,配合编钟演奏的《欢乐颂》《友谊地久天长》,让外国游客在熟悉的旋律中,不知不觉进入中国诗意空间。道教圣地武当山通过功夫体验,让外国武术爱好者在晨钟暮鼓中感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Citywalk”式行走,用空间叙事串联历史。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出,行走构成了城市空间中的一种“话语行为”。相较于橱窗式的文化展示,行走则是通过身体的位移,完成文化的解码。当前,武汉正热推“江汉揽胜”主题游线,其以传世古画《江汉揽胜图》为脚本,生动展现“半城山水半城诗”的城市意象。行走者从蛇山黄鹤楼出发,穿过斗级营历史街区,漫步户部巷的美食烟火,再登上百年轮渡,进入“七座长江大桥同框”的流动画卷。最终抵达古琴台,在高山流水的千古绝响中完成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朝圣。此刻,文化地标被串联成一条完整的空间故事线,历史成为可被身体丈量的连续体验。
数字技术,创造文化“第三空间”。霍米·巴巴提出“第三空间”概念,指不同文化交汇、协商、再创造的中介领域。数字技术正在成为这样的空间。武当山利用三维建模技术,对42处古建筑群及6万余件文物进行毫米级高精度采集,创建了一个永续的数字孪生体;湖北省博物馆运用工业CT技术,将曾侯乙尊盘的内部结构如庖丁解牛般呈现,让文物“开口说话”。这些数字化实践,不仅实现了保护与展示的革新,更重要的是让文化瑰宝突破物理边界,进入全球受众的可及范围。
创造让世界共同参与的故事
跨文化传播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文化对话,需要精准的文化转译。
文化转译,找到“认知锚点”。德国是童话之乡,湖北向德国传播黄鹤楼、知音文化时,没有试图解释崔颢是谁、李白为什么服气、伯牙子期如何结为知音,而是将故事改编为关于离别与重逢、相遇和相知的童话。这一策略的本质在于,超越简单的语言翻译,实现深层的文化转译——将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植入目标受众所熟悉的认知框架之中。
他者视角,让“他们的人”发声。美国青年杰克在武当山习武十余年,娶妻生子,成为“洋教头”,全网粉丝破百万。一个美国人在武当山找到了人生,这种“他者视角”的可信度和亲和力,远超任何官方宣传片。目前,武当山已有38个海外武术分会,2万多名“洋弟子”分布在50多个国家,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将每年3月21日设立为“国际太极拳日”。这套传播体系的本质,就是让无数个“杰克”成为文化的自发讲述者。
摒弃标准答案,多些“留白”与“开放”。亨利·詹金斯表示,当受众能参与内容创造时,其情感投入和传播意愿会呈指数级增长。跨文化传播,不需要把故事讲得标准化、模式化,相反可把一部分叙事权交给接收者,把他们变成故事的共建者。
黄鹤楼的诗、武当山的道、编钟的礼乐……荆楚大地蕴藏着丰厚的故事资源。我们所需做的,是让世界走进来,让故事生长出去。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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