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精神沉淀着厚重的历史底蕴

发表时间：2025-06-19 来源：湖北文明网

周巍

孕育形成于湖北的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大精神一以贯之的是“救国、富国、强国”的历史主线，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历史统一，并最终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三大精神的提出有着紧密相连的历史逻辑，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党和人民面对艰难挑战时的坚定信念、顽强意志与挺膺担当，是激励荆楚儿女在新征程上攻坚克难、奋勇前行，加快建成支点的不竭动力。

荆楚文化为三大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荆楚文化作为长江文明的重要代表，其“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九头鸟”的智慧特质和“不服周”的抗争品格，为三大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湖北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地见证了人类文明的漫长演进，孕育了城背溪、屈家岭、石家河等一系列史前文化，这些璀璨的文明明珠共同构筑了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谱系，奠定了长江文明的重要根基。自先秦以来，楚文化在吸收中原商周文明与南方土著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文化体系，湖北正是这一文化体系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秦统一之后，湖北历史融入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生动演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步入近现代，湖北更成为革命思潮的摇篮。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终结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程中，湖北同样占据重要地位。1920年，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等七位先驱在武昌组建的共产党武汉支部，成为次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六个早期党组织之一。“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荆楚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为“三大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地区人民遵循荆楚文化“家国同构”的价值理念，以“求民族独立、争人民解放、御国家外侮”为行动纲领，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坚守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中国革命必胜信念，以血肉之躯和生命代价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大别山精神的内涵既是荆楚文化在革命语境下的实践转化，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于斗争”精神品格的具象化。

抗洪抢险时期，湖北人民继承荆楚文化“坚韧刚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基因，以“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和“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以血肉之躯直面洪水冲击，展现了荆楚文化的精神韧性。抗洪精神既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融合载体，也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实践展开，更是革命英雄主义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共生展现，是荆楚文化在新时期的创造性转化。

疫情防控时期，湖北人民与全国人民同心同向、共克时艰，共同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屏障。湖北人民在抗疫期间展现出“命运与共”的责任担当，以“舍生忘死”的斗争意志，服从疫情防控全局需要，积极投身防控一线，为阻断病毒传播链条、为全国抗疫争取战略主动作出了重大牺牲与突出贡献，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不仅书写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新篇，更实现了荆楚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

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湖北人民始终以“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的精神品格，持续书写着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壮丽篇章。

三大精神反映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历史追求

三大精神的提出，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这三种精神虽然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但都生动诠释了党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怀。大别山精神“坚守信念、紧跟党走”，是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价值体现。鄂豫皖苏区时期，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民主政权，践行“一切为了群众”的革命宗旨。红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的群众动员奇迹，印证了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实践路线。1998年抗洪斗争中“誓与大堤共存亡”的誓言，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置于首位，诠释着“保卫人民”的使命担当。党中央调动军民守护荆江大堤的决策，武汉等城市“人在堤在”的防汛实践，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具体化体现。疫情防控中“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医疗原则，彰显了党对人民健康权的高度重视，体现着“守护人民”的时代责任。全国4.2万医护人员驰援的壮举，都是“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生动注脚。

人民至上作为三大精神的根本价值遵循，既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主线，更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必须恪守的根本立场。三大精神作为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生动实践，其最鲜明的精神标识和最深厚的价值底色，正是人民至上、不负人民的根本立场。

三大精神彰显中国共产党回应时代之问的历史担当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精神既沉淀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标注着鲜明的时代坐标，其传承创新本质上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既要珍视这份精神遗产的历史传承性，更需把握其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特质。

从历史发展脉络与精神传承维度考察，三大精神呈现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演进逻辑。大别山精神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别山军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践的凝练升华。其核心内涵，不仅为后续精神形态的生成奠定了思想根基与精神底色，更作为精神基因嵌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深层结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抗洪精神在抵御特大洪水灾害的实践中孕育而生，既继承了大别山精神“顾全大局、团结奋斗”的实践品格，更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全国动员机制中，进一步拓展出“众志成城、顽强拼搏”的时代意蕴，实现了革命精神向建设时期精神的创造性转化。进入新时代，抗疫精神在重大斗争中淬炼成型，其坚定信念、团结协作、敢于胜利的基因可追溯至前两个精神，同时结合“生命至上、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新内涵，完成了对精神谱系的时代性丰富，形成了从革命精神到建设精神再到新时代精神的完整传承链条。

这一传承脉络的深层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时代方位的实践自觉。从革命战争时期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到和平建设时期组织群众抵御自然灾害，再到新时代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潮头，以“回应时代课题、凝聚精神力量、推动实践发展”的行动逻辑，带领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三大精神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标识，既是党领导人民奋斗实践的思想升华，更是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生动注脚。新时代新征程中，大力弘扬三大精神，不仅是对精神遗产的历史致敬，更是将精神力量转化为实践动能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