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城市传播的情感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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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5年04月25日    来源:湖北日报

向正鹏

最近,“蒜鸟,蒜鸟,都不容易”这句武汉方言谐音梗在社交平台上裂变传播,相关文创产品也成新宠,人们追捧的不仅是方言转译的趣味性,更是普通市民对生活境遇的集体情感投射。

这种根植于市井烟火的符号化表达,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新时代城市传播的情感密码: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高楼之外,真正让传播产生持续生命力的,是那些承载着城市集体记忆与情感温度的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的深层逻辑,城市形象传播的现代性转向正体现在从功能叙事到情感共生的范式跃迁。在数字化传播生态中,武汉“蒜鸟体”的意外走红揭示出城市传播的新规律——当宏大叙事让位于微观叙事,那些带着方言温度、生活褶皱和人性冷暖的城市情感,正在成为构建可持续传播力的核心落点。

用年轻化表达打造城市记忆。当代年轻人对城市的情感投入呈现出“去中心化”特征,微观共情取代了以往的宏大叙事。在城市传播中,一方面,要采用年轻态的叙事策略和话语体系,将话题聚焦在科技工作者、外卖员、设计师等不同行业里的普通个体身上,捕捉可感可见、有血有肉的人及其背后的奋斗故事。其底层逻辑在于:互联网时代的读者更容易被真实可感的生活切片打动,而不只是各类抽象的城市榜单。另一方面,要结合城市实际,强化情绪符号生产,制造情感记忆点。这里有成功案例可循:天水麻辣烫通过特色美食组合,将味觉符号转化为“西北豪迈”的情感符号;淄博推出“凭车票免景区门票”政策,将交通行为转化为“城市宠粉”的情感承诺,形成“上车即被欢迎”的仪式感;榕江“村超”让泥腿球员走红网络,将体育赛事升华为“草根逆袭”的精神图腾,触发城乡情感共鸣。

用小切口叙事促进价值共振。从“使用与满足”的传播学理论可以窥见,情感需求自始至终都是受众接触媒介的重要动机,新媒体更是强化了这一诉求。成都“小甜甜”事件中“带我吃饭就好”的朴素回答,精准击中青年人的深层心理需求,使城市形象与“反内卷”的价值观深度绑定;哈尔滨通过“讨好型人设”,将游客体验置于城市管理之上,让“被重视”“被宠爱”的情绪价值转化为对城市品格的高度认同。城市传播应充分利用小切口叙事,实现城市物理空间与充满烟火气的文化符号的有效转化,让可亲近的传播内容成为都市生活中治愈心灵的精神寄托,触发集体记忆与城市价值的共振。

让互动式传播加速情感认同。作为新媒体时代最显著的标志,互动性在城市传播中意义重大。互动传播摒弃以往单向传播的弊端,通过双向参与机制重构城市与公众的情感联结。技术赋权下的AR城市导览、社交媒体话题共创等模式,使市民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内容生产主体,在虚拟漫游与实时交互中形成具身化认知。这种互动化叙事打破单向度逻辑,让公众在解码城市符号的同时,通过点赞、评论、二次创作等数字痕迹留下情感印记,推动城市意象从官方话语向集体记忆转化。城市传播要充分利用互动功能,畅通传播平台与受众、官方与民间、线上与线下的互动渠道,通过意见反馈、内容共创等举措,实现信息与情感的双向奔赴。

让参与式体验引导情感共鸣。参与式传播作为发展传播学的主导理论,强调受众的内生动力,其实质是通过将传播权让渡给用户,激发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情感共鸣。成都“天府绿道”项目邀请市民参与骑行路线设计,将城市规划转化为“我的绿道我做主”的情感投资;洛阳汉服节通过“全城NPC互动”,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盛唐穿越剧”的主角。在城市传播中,应全方位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以“老地标打卡点”为代表的城市空间建设、以“游客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的服务标准建设、以“大型实景演出”为代表的文化体验产品建设等,都是提升用户体验感的有效举措,有助于推动用户在临场体验中形成更多的情感聚集,为城市赢得正面口碑。

用协同式跨界打造情感共同体。协同传播是一种新兴的传播模式,旨在通过多元主体、不同要素的协同化作用,形成强大的“传播场”。在城市传播中,应依靠多渠道力量的跨界协同,建立起政府、企业、市民的“情感同盟”,打造立体传播场域。淄博烧烤爆火后,面对游客的大批涌入,当地构建了立体协同治理机制:政府及时推出烧烤专列、景区接驳车等公共服务,市场监管部门实施明厨亮灶工程保障食品安全;企业层面,酒店主动限价,商超延长营业时间;市民则自发组建志愿服务队,在交通枢纽提供引导服务,部分居民甚至免费开放自家卫生间供游客使用。这种“情感治理”模式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管理的僵化性,将分散的民间善意纳入制度化服务体系,使城市治理从工具理性走向情感共振,催生了独特的城市情感经济,为后流量时代的城市品牌塑造提供了新范式。

让接力式报道形成长尾效应。“培养理论”提出,大众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城市传播中即通过长期的议题设置来培养受众的情感倾向。在中国的人情文化中,“反哺”作为互惠互助的情感纽带维系着代际传承。城市传播中,情感共享正助力长效情感联结,如武汉疫后邀请医护赏樱、景区免费等惠民举措,正是感恩情怀与文旅诉求融合的典型实践。城市传播应强化“反哺”效应,通过具象化的人物故事释放更多善意,促进情感沉淀,让更多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总之,当城市竞争进入“情感生产力”时代,传播策略的核心已从“展示城市有什么”转向“激发人民需要什么”。找到城市传播的情感落点,归根结底是要让人在与城市的对话中遇见自我价值,在城市体验中安放精神归属,将“人本主义”贯彻始终。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北省融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李欢

找到城市传播的情感落点

发表时间:2025-04-25 来源:湖北日报

向正鹏

最近,“蒜鸟,蒜鸟,都不容易”这句武汉方言谐音梗在社交平台上裂变传播,相关文创产品也成新宠,人们追捧的不仅是方言转译的趣味性,更是普通市民对生活境遇的集体情感投射。

这种根植于市井烟火的符号化表达,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新时代城市传播的情感密码: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高楼之外,真正让传播产生持续生命力的,是那些承载着城市集体记忆与情感温度的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的深层逻辑,城市形象传播的现代性转向正体现在从功能叙事到情感共生的范式跃迁。在数字化传播生态中,武汉“蒜鸟体”的意外走红揭示出城市传播的新规律——当宏大叙事让位于微观叙事,那些带着方言温度、生活褶皱和人性冷暖的城市情感,正在成为构建可持续传播力的核心落点。

用年轻化表达打造城市记忆。当代年轻人对城市的情感投入呈现出“去中心化”特征,微观共情取代了以往的宏大叙事。在城市传播中,一方面,要采用年轻态的叙事策略和话语体系,将话题聚焦在科技工作者、外卖员、设计师等不同行业里的普通个体身上,捕捉可感可见、有血有肉的人及其背后的奋斗故事。其底层逻辑在于:互联网时代的读者更容易被真实可感的生活切片打动,而不只是各类抽象的城市榜单。另一方面,要结合城市实际,强化情绪符号生产,制造情感记忆点。这里有成功案例可循:天水麻辣烫通过特色美食组合,将味觉符号转化为“西北豪迈”的情感符号;淄博推出“凭车票免景区门票”政策,将交通行为转化为“城市宠粉”的情感承诺,形成“上车即被欢迎”的仪式感;榕江“村超”让泥腿球员走红网络,将体育赛事升华为“草根逆袭”的精神图腾,触发城乡情感共鸣。

用小切口叙事促进价值共振。从“使用与满足”的传播学理论可以窥见,情感需求自始至终都是受众接触媒介的重要动机,新媒体更是强化了这一诉求。成都“小甜甜”事件中“带我吃饭就好”的朴素回答,精准击中青年人的深层心理需求,使城市形象与“反内卷”的价值观深度绑定;哈尔滨通过“讨好型人设”,将游客体验置于城市管理之上,让“被重视”“被宠爱”的情绪价值转化为对城市品格的高度认同。城市传播应充分利用小切口叙事,实现城市物理空间与充满烟火气的文化符号的有效转化,让可亲近的传播内容成为都市生活中治愈心灵的精神寄托,触发集体记忆与城市价值的共振。

让互动式传播加速情感认同。作为新媒体时代最显著的标志,互动性在城市传播中意义重大。互动传播摒弃以往单向传播的弊端,通过双向参与机制重构城市与公众的情感联结。技术赋权下的AR城市导览、社交媒体话题共创等模式,使市民从被动接收者转变为内容生产主体,在虚拟漫游与实时交互中形成具身化认知。这种互动化叙事打破单向度逻辑,让公众在解码城市符号的同时,通过点赞、评论、二次创作等数字痕迹留下情感印记,推动城市意象从官方话语向集体记忆转化。城市传播要充分利用互动功能,畅通传播平台与受众、官方与民间、线上与线下的互动渠道,通过意见反馈、内容共创等举措,实现信息与情感的双向奔赴。

让参与式体验引导情感共鸣。参与式传播作为发展传播学的主导理论,强调受众的内生动力,其实质是通过将传播权让渡给用户,激发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情感共鸣。成都“天府绿道”项目邀请市民参与骑行路线设计,将城市规划转化为“我的绿道我做主”的情感投资;洛阳汉服节通过“全城NPC互动”,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盛唐穿越剧”的主角。在城市传播中,应全方位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以“老地标打卡点”为代表的城市空间建设、以“游客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的服务标准建设、以“大型实景演出”为代表的文化体验产品建设等,都是提升用户体验感的有效举措,有助于推动用户在临场体验中形成更多的情感聚集,为城市赢得正面口碑。

用协同式跨界打造情感共同体。协同传播是一种新兴的传播模式,旨在通过多元主体、不同要素的协同化作用,形成强大的“传播场”。在城市传播中,应依靠多渠道力量的跨界协同,建立起政府、企业、市民的“情感同盟”,打造立体传播场域。淄博烧烤爆火后,面对游客的大批涌入,当地构建了立体协同治理机制:政府及时推出烧烤专列、景区接驳车等公共服务,市场监管部门实施明厨亮灶工程保障食品安全;企业层面,酒店主动限价,商超延长营业时间;市民则自发组建志愿服务队,在交通枢纽提供引导服务,部分居民甚至免费开放自家卫生间供游客使用。这种“情感治理”模式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管理的僵化性,将分散的民间善意纳入制度化服务体系,使城市治理从工具理性走向情感共振,催生了独特的城市情感经济,为后流量时代的城市品牌塑造提供了新范式。

让接力式报道形成长尾效应。“培养理论”提出,大众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城市传播中即通过长期的议题设置来培养受众的情感倾向。在中国的人情文化中,“反哺”作为互惠互助的情感纽带维系着代际传承。城市传播中,情感共享正助力长效情感联结,如武汉疫后邀请医护赏樱、景区免费等惠民举措,正是感恩情怀与文旅诉求融合的典型实践。城市传播应强化“反哺”效应,通过具象化的人物故事释放更多善意,促进情感沉淀,让更多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总之,当城市竞争进入“情感生产力”时代,传播策略的核心已从“展示城市有什么”转向“激发人民需要什么”。找到城市传播的情感落点,归根结底是要让人在与城市的对话中遇见自我价值,在城市体验中安放精神归属,将“人本主义”贯彻始终。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北省融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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