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一早，一个消息在网络传播：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没多久，我接到报社电话，提醒我关注此消息。
我立即联系武昌医院宣传部，被告知“院长还在抢救”。我脑海中立刻蹦出一个词“ECMO”。ECMO是人工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在抢救的最后关头可能会用上。
没人能接受采访
和所有人一样，我希望出现奇迹。在等待奇迹的时候，我不能只是等待。我相继和武昌医院、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防疫指挥部联系采访，都被婉拒。
大概11点多，从报社传来消息，刘智明院长去世了……我再次联系武昌医院，被告知“大家心情都很差，没人能接受采访”。
我因自己打扰了正在悲痛中的人而愧疚。我也悲痛万分，两眼空洞地坐了几分钟，又打电话给武昌医院，坦诚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打扰你们我也不想，可刘院长为抗击疫情付出了那么多，还有很多一直牵挂他的人，应该被他们知道。”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把副院长黄国付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我以为拿到电话号码就是转折，可不知后续的采访更难。
现场气氛很凝重
黄国付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经在去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路上了。我顾不上吃午饭，驱车直奔医院。
大概12点半，我到达医院，是最早到达现场的记者。我找到黄国付，想向他了解刘智明院长生前工作和病体的状态，被他婉拒。我又找到其他人，他们说“现在不想谈”。气氛很凝重，所有人戴着口罩，几乎没人说话。即使讲话，远远的，我也听不清。
看来这次采访主要要靠眼睛了。我仔细观察了约半个小时：住院大楼下，有10多个穿着蓝色隔离服、头戴手术帽的人，我推测他们是武昌医院的医护人员，来为刘院长送行。他们身边，停着两辆车，车门开着，里面坐着人，都穿着黑色便装、头戴手术帽，我推测是家属。家属偶尔从车内出来，太过悲痛，医护人员赶忙上前搀扶。从医护人员的小心翼翼和他们的肢体语言，我基本确定了刘智明的妻子、妹妹和妹夫。
我用眼睛寻找
一位医护人员一直在哽咽，我走到她身边，安慰她。她来自武汉市三医院，是刘智明的大学同学。从她口中，我确认了刘智明家属的身份，知道了住院期间刘智明曾拒绝妻子陪护。
这位医护人员，作为刘智明的同学、朋友，此刻悲痛万分，愿意跟记者谈起他，这也是缅怀的方式吧。
所有人戴着口罩，我无法看清大家的表情，只能通过眼神去寻找下一个可能的采访对象。和几个人交谈后，我粗线条地勾画出刘智明：手术做得好、为人正直、博士院长……
我像在大海捞针，寻找能给我细致描画刘智明的那个人。一位女士似乎一直关注着我的采访，当我走向她时，她示意我和她走到旁边。在她的讲述中，刘智明的形象更具个性化：爱生活、爱钻研建筑、爱养花、爱踏青。她答应我，过后会讲述更多，“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怀念他……”
犹豫着走到她身边
刘智明的家属，我迟迟没有勇气靠近。
我先走近刘智明的妹夫，了解到刘智明平时很关心家人，家中尚有一位长期卧床的老母亲，至今被瞒着。刘智明的妹夫介绍了病情，平日刘智明身体很好，是“炎症风暴”摧垮了他。
刘智明的妹妹在车外站了很久，不时擦眼泪，翘首盼着能见哥哥最后一面。我犹豫着走到她身边，不知道该说什么，陪着她抹眼泪。最终，我没有说明身份，慢慢地说：“你哥……平时应该很疼你。”她一下哭起来，告诉我她已经很久没见到哥哥了，之前他太忙，还告诉我哥哥刚过完生日。我不忍心再让她讲下去，轻扶她的肩，安慰着。
她只说了一句话
告别的时间到了。我做着剧烈的思想斗争，送别之后，一定不能去打扰刘智明的妻子。
我脑海一片空白，走到车边，伏下身说：“蔡护士长，您好，我是湖北日报的记者。”我不知怎样安抚她的悲痛，轻声说，“您节哀，刘院长是位英雄。”她流着泪，滑动着手机告诉我：“我一直在看他发给我的信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近下午3点，接送遗体的车停在了住院楼下。刘智明的妻子追随着车辆跑了十几米远，跪地痛哭。
当人群散去，已是下午5点，我注意到武昌医院还有一位医护人员没走，她抬头看着蓝天，红着眼睛跟我说：“这样的天气，是他最喜欢的。”（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余瑾毅）
